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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邱振瑞专栏》 责任的界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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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0-06-11
《邱振瑞专栏》 责任的界限

近几年来,我由于写书和阅读的需要,购入了一批日本近现代哲学家的评传,不过一时消化不了,只能先通读自己感兴趣的篇章,留下基础认识,形成问题意识,日后再提出疑点探究下去。在这些哲学家的评传中,声誉卓着的《西田几多郎》,自然是研究(批判)者无法绕开的命题。令人惊奇的是,在诸多支持和反对阵营中,有两部评价截然不同的论着:《西田几多郎の姿势 戦争と知识人》(上田高昭 中央大学出版部2003);《京都学派》(菅原 润,讲谈社现代新书2018),为这场争议中的主角——西田几多郎展开别具意义的论辩。

《邱振瑞专栏》 责任的界限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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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所周知,当我们讨论日本哲学家在历史作用之时,理性主义者总要发出质疑,西田几多郎(1870-1945)果真是支持战争的哲学家吗?进言之,以《善的研究》(1911)一书问世,让西方哲学界为之侧目的西田几多郎,正因其哲学思想晦涩难懂,加诸隐微暧昧的思惟表现,使得他置身在二次大战期间特殊的语境中,有些费解和偏向的言说,被捲入了至今尚未休止的争论。

举例而言,他这样论述「纯粹经验」的概念:「体验意味着了解现实本身是什幺。我们可以通过摒弃自我技巧而完成按照事实来获得。因为通常讨论体验的人总将某些主观想法掺合到这个观念中,但是『纯粹』即意味着完全按照体验本身的状况,而不能掺杂任何思考或辨别。

譬如,看见某种颜色或听见某种声音的那一瞬间,在你能思考这是外部事物的功能还是自我感觉以前,或者在判断这是什幺声音之前,体验就已经产生了。因此,纯粹经验等同于直接体验。当一个人直接体会到自我意识时,就没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了,认识与认识的对象完全是同一的,这就是体验最纯粹的形式。

然而,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,相较于文学作品的评析,欲客观理性批判哲学家在战争时期的功过,始终来得困难,因为这涉及很多层面,历时性的和共性时的文本,包括被批判的对象的言行:他们仅只附和当时的时代气氛,没有具体行动,有时甚至以沉默表示,那幺这些动作是否都要併入文人为虎作伥的名单里?不过,所谓凡走过必留下痕迹,批判者要严厉批判哲学者在战争期间的犯行,就得全面细緻展开文本的阅读,通读该哲学家的全集(日记),从中找到蛛丝马迹般的线索,方能将对方送上理性的法庭,施予历史性的拷问。而这样完成的理性批判,虽说并非最完美的论述,但在某种意义上,可显示批判者和追诉者的严谨态度,以及他们带来的启示性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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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大战后,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经历着美国驻军的占领和托管,随着其后的社会机能开始复甦,言论思想家也从战争时期被军部弹压回到反省和批判的场域上,重新审视知识人苦涩的经验。当然,批判的对象不止美国于占领时期的诸种政治经济措施,着名哲学家的功过同样在这份批判的名单中。 1954 年左右,日本左派思想界出现了批判西田几多郎的风潮,指控西田是这场侵略战争中的隐性共犯,不应该用其模棱两可的哲学话语,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提供思想养份,这种作为已然丧失了哲学家的超然地位。许多思想立场较保守的知识人,都被推入了这场批判的漩涡中。然而,在支持西田的上田高昭看来,这是马克思主义激进人士的惯用託辞,他们擅长编造故事和製造伪新闻,以此来攻击西田几多郎,这种无的放矢的指控反而暴露出其险恶的心机。

为了代替西田几多郎做出申辩,上田高昭自称通读西田的所有作品,包括日记和往返书简等等,都做过彻底的查阅。上田表示,他撰写此书并非无的放矢,而旨在于还原西田原有的精神姿态,西田不应遭到恶质的抹黑。他甚至明确地说,西田于战争时期就反对(日本)帝国主义的扩张,主张要有学术自由,反对政治力的干涉。从全书的构架和内容,我们或多或少看得出上田的苦心孤诣,他试图为西田几多郎洗刷污名,颇有拨乱反正的意味。

接着,他回溯昭和初期的政治时局,西田曾担忧军国主义的势力正侵蚀着国家的根本,打压美浓部达吉「天皇机关说」的反扑力量,轻易就能把制宪支持者打入牢狱。此外,他还指出日本存在的教育危机,偏颇的历史课程正误导日本学生的历史观;发生于 1936 年的军事政变「二.二六事件」,其后果导致了冈田内阁总辞职,后继的广田内阁通过了《思想犯保护観察法》法案。

他进而辩解道,实际上西田几多郎早已看出军部的势力正盛,中日战争爆发在即,但是没有人可以扳回这个形势,并强烈质疑近卫文麿内阁的政治作为。查禁书籍即是(军部)施行恐怖主义的证据。好比与桑木厳翼合译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哲学家天野贞祐(1884-1980)的着述,以及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津田左右吉(1873-1961)的《神代史の研究》、《古事记及び日本书纪の研究》等四部着作皆遭到了查禁。这个做法表面上在维护天皇制的神圣和权威法统,其实无异于藉此机会限缩言论自由。

正如上田高昭所说,那时西田忧虑日本和美国一旦战争,将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的灾难。之后,随着太平洋战争愈发迫近,东条英机内阁更为肆无忌惮,民间的国策研究机构「国策研究会」的创立者矢次一夫(二战后,被视作战犯关押在巢鸭监狱),一度认为西田是支持这场战争的,这个误传使得西田的形象蒙上了灰暗。

然而,站在批判立场的菅原润并未就此作罢,他不仅追究了西田几多郎的战争责任,并将矛头指向了受到西田思想影响的「京都学派」的四大天王——高山岩男、西谷启治、高坂正显、铃木成高等学术精英。二次大战前,他们的思想论述极具影响力,已成为(军部)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思想支柱,军国主义合流,鼓吹民众应当为国家捐躯牺牲。在菅原看来,这种爱国思想看似堂皇理据,却是渗透着扩张主义的危险。二战后,儘管「四大天王」皆被解除了公职(只有西谷启治一人复职),但仍然必须对这些讳莫如深的思想,做出严肃的批判。例如,与西田同列哲学家地位的田边元,写过《种的逻辑学的辩证法》一书,他所提出的「种的逻辑」同样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他说,如果没有作为民族、国家的种为媒介,那幺个人的个与作为人类的类就无法成立。

因此,到了二战后,田边元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行为思想,从此隐居山间生活,写出了《作为忏悔道的哲学》。换言之,田边元用忏悔转换自己的道路,在他的哲学思考中,反省意为彻底思考,而当思考到极限之时,到达已无法继续进行的地步,人就会变成「无」。这种「无」会带来以自身力量未曾预料到的闪念。而这个闪念,即针对反省的拯救之道,或者针对思考的回答,必然会来到每个人的身边。更準确地说,在田边元的忏悔道中的「绝对无」,不同于西田几多郎的「绝对无」,他的「绝对无」是他力带来的重生,并为自身开闢了新的道路。正如师从田边元的唯物主义论者户坂润所说,西田几多郎的「绝对无」的概念太过抽象了,因于语言的模糊性和多义性,才会被人按需要释释,为战争和好战份子所利用,如同希特勒巧妙挪用了尼采的超人哲学一样,那是哲人思想遭到滥用的后果。《邱振瑞专栏》 责任的界限这种基于同情西田几多郎的论点,在其后两造持续的笔战中迸出了不少火花,让不谙哲学用语的局外人,看不清楚战争责任的界限在何处?退一步说,当发动战争的主事者亟需以本国文化思想做后盾,地位尊崇的哲人又藉此哲学论述的外衣,同样能发挥假象为真的效果。就此而言,学者 Robert.H.Sharf 在〈日本民族主义中禅宗〉论文中,对于西田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。在他的辨析中,当时出现了许多虚构的「日本人论」(日本民族起源说),西田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回应,所以他应当负有责任的。正如前述,高山岩男是西田哲学思想的追随者,他在《世界史的哲学》一书中,即试图透过这种貌似世界史的论述来建构自国中心主义(=日本中心主义),这无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托辞。Robert 进而指出,西田嚐试将日本文化表述为一种「纯粹感觉」的文化,说它比西方文化更感性、更审美和更社会化。当西田陷于民族主义的视角,将国体论推向政治至上的高峰之时,论述日本新佛教的意识形态及其进化论上,继续输入着优越的「日本精神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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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西田几多郎辞世的前一年,即便他感受到战争恐惧的阴影尚未离去,他仍然这样写道:「如果人们认为宗教只是关注个体内心平静而与民族问题不相关,就是大错特错了。绝对存在的世界总是与自主存在的形式一样,是历史性和形式化的。它应当被称作民族的。民族是历史性世界自我形成的方式。国体论就是这样的个体形成,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自身应该就是民族性的。对国家的真正服从应该源自真正宗教性的自我觉醒,而只追求自己内心的平和则是自私的。」就这段引文的语意来看,我们不难发现,儘管西田在前文多所转折,重点实则在于文末,亦即个体应当放弃自私的小我,为国家牺牲完成崇高的大我。如果历史的真实性和哲学用语的真正面貌,需要我们对此做出明晰判断的话,那幺我们作为享受智识的读者,同样有负起明辨是非的责任,为当下和未来的自己釐定责任的界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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